第五章 最后一次参战
  艰难困苦,也是最后的艰难困苦,到一九四三年入秋,战略反攻的前奏曲已经吹响了。
  而孟有田其实也不必妄自菲薄,他的作用也绝不是干掉了多少个鬼子,帮助光复了几个村子那么简单。一种新战术,一种新武器,推广开来的效果是难以准确估计的。
  以飞雷炮为例,即便是炸药缺乏,也可以用加大口径,加装黑火药的办法加以部分解决,对于缺乏攻坚武器的敌后抗日武装来说,是相当有效的。而飞雷炮大放光彩却不是在其诞生地,而是在冀中和冀南平原。
  大扫荡之后的冀中和冀南平原,鬼子炮楼随处可见,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、大的有四五层高,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、全用夯土垒筑,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。有速度无质量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,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,可抗日武装偏偏没有重武器,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。
  飞雷炮的闪亮登场则改变了这种局面,二十多公斤黑火药的炮弹,就算有些偏差,也足以震得土楼子摇摇欲坠,声光效果更让守卫其中的敌人心胆俱裂,斗志丧失。
  整个敌后抗日战场虽然分区分块,但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因为敌人的兵力有限,一贯是拆东墙补西墙拼凑机动兵力,太平洋战场的大量抽调,以及新补充的日本少年兵、老爷兵的不堪大用,被动则会不断扩散,兵力越来越捉襟见肘,能够确保的区域也越来越小。
  后退,收缩,放弃非重要地区,确保交通要道和主要粮棉产区,日本鬼子已无心“运动”,敌后武装也不必时刻准备着去“游击”。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打运动战的需求,为了使八路军的作战能力与攻势作战的要求相适应,全军的主力部队、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。
  反攻虽是“局部”的,但它到底标志着战斗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抗日武装一方,出击、收复失地开始成为此后作战的特色。
  一九四四年十月,孟有田参加了他的最后一次战斗,光复县城。应当说,这是县城的第二次解放。第一次是战争初期从敌人的占领中解放出来,建立了根据地;第二次便是根据地的变质和重新恢复。可以看到,第二次解放,在人民中唤起的热情很不一般,比第一次的热情还要坚实。因为他们真正尝到了亡国奴的苦果和自由的滋味。
  这种热情集中体现在参战的人数上,部队后面跟着长长的群众队伍,其长度远远地超过部队。他们背着破旧的步枪,抬着打铁砂的大抬杆,扛着担架,大车上载着炸药和高大的云梯,浩浩荡荡,好不热闹。说老实话,这时的战斗也确实离不开他们。因为许多攻坚战斗是依靠改造地形、挖掘壕沟坑道、埋藏炸药解决的。
  “有田哥,有田哥。”孟有田坐在大车边上,戴着顶破帽子,可这样还是被熟人认了出来,四秃子连蹿带蹦地跑了过来。
  “臭小子,娶个媳妇儿咋还来了个倒插门?”孟有田跳下大车,笑着招呼道:“十里村隔了有多远,也不说来看看我。”
  “嘿嘿。”四秃子不好意思地挠着头,说道:“忙呗,忙着侍弄那三亩地,多打点粮食也好意思意思啊!”
  “意思个屁,说给你就给你了,交租子还上瘾啊?”孟有田斥骂道:“多打了粮食就多吃几斤麦子,甭往我那送啊!”
  四秃子还想争辩,孟有田已经岔开话题,问起了别的事情。
  今年开春,孟有田便和紫鹃商量好了,把宋家的土地都送了人,送的当然都是孟有田的好哥们。不知道的都说紫鹃开通,不做剥削阶级了;说孟有田够意思,念旧不忘老朋友。却没几个人知道这是孟有田别有深意的举动,一来挣个好名声,二来也算是让老哥们过上几天好日子。
  多了也不敢给,孟有田也怕以后让老哥们背上什么富农、地主的包袱,每家要么是好地三亩,要么是孬地五亩,总之让老哥们都尝尝自己有土地的喜悦。至于这喜悦能持续多久,就不是孟有田所能知道的了。
  “听说你一直想去当兵吃公粮,咋就没成呢?”孟有田指着四秃子背的干粮袋,疑惑地问道。
  “要是吃上公粮,可就不用自己带干粮了。”四秃子摇了摇头,脸有点红,讪讪地说道:“头年,俺本来下定决心要来,跟俺那口子一商量,她说,你看我腆着这么个大肚子,活儿也不能干,等孩子生下来,你再走,这个好说。”
  “孩子不是生下来了吗?记着小名是叫栓子吧?”孟有田笑了起来,调侃道:“这名字叫得好,把你这个当爹的栓住了吧?”
  “差不多吧!”四秃子苦笑着摇了摇头,说道:“孩子生完了,俺就又去跟她商量,你猜她怎么说?她说,参军是个好事儿,这样吧,你让俺先去,你在家带孩子,行不?”
  孟有田笑得畅快,抹着眼泪说道:“怪不得你不来看我,原来摊上个聪明的媳妇,看得严严的啊!家有贤妻,夫不遭横。你小子,有福气,太有福气了。”
  甭说人家自私,甭说人家落后,发自内心的最朴素、自然、真实的想法固然不够崇高,不够积极,不合政治宣传的口吻,但也未尝不可爱。参军自愿,人家也没犯了王法,有那么一点狡黠,农民似的狡黠,但却透着对丈夫,对家庭浓浓的爱。
  任何事情只有和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才有意义,不然都可有可无,都可以忽略。甚至连爱情、结婚、生育等都要如此,这种思想真是古典式的,和现代观念相距甚远,自然也不是孟有田所赞同的。
  个人的幸福远没有国家的前途和社会责任那么重要。这种认识和态度不能说是不对,可一旦极端和简单化,使其水火不容,也未尝不是一个问题。
  精金似的人物有多少,为了神圣的目的而抑制和否定个人,难道不也是危险的吗?孟有田和四秃子边走边说笑着,但心里却是思潮起伏,难以平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