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节 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
  第四节 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
  正当罗汉荣加紧纸扇技术创新研究的时候,突然间,他接到龙寿县有关方面的通知,要他火速回县城。
  他不想回城,通知他的人说,要你回城你不想回城,你连这点组织观念都没有,你还算得上地下党员吗?地下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作唯有服从第一,没有第二,如今和平年代要你回城都不服从,你像个地下党员吗?你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还想不想得到落实?
  这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扎在他的心上,令他疼痛得难以承受。
  十几年来,他为了让组织上承认他地下党员的身份,他付出了心血,作出的努力,常人难以想象。
  远的不说,单讲近两年,他所找的人,他所求的部门,他所跑的路,就难以计数。
  1965年春的一天,他走进湖南省政法办公室,递上了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的材料。湖南省政法办公室指示龙寿县有关方面,要调阅罗汉荣的材料。龙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曹云华经办罗汉荣的案子。曹云华对他说:
  “你申诉材料中提到的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‘熊胡子’现在领导岗位上,如果他能证明你是地下党员,你的问题就好办了。”
  罗汉荣感激地望着曹云华,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善意地主意。
  他说:
  “我不晓得‘熊胡子’的真名实姓。你能不能把他的真名告诉我?”
  曹云华说:
  “‘熊胡子’就是文士桢。”
  罗汉荣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,但他马上冷静下来,用担心地口吻说:
  “我们做地下工作时都是单线联系,我的上线是顾星奎,顾星奎的上线才是‘熊胡子’。我现在去找 ‘熊胡子’给我作证明,他恐怕不会理我。”
  曹云华说:
  “顾星奎不是健在吗?你找顾星奎,再由顾星奎去找‘熊胡子’嘛!”
  罗汉荣连声说:
  “谢谢!真是文章滚滚要人提醒。我去找顾星奎。”
  罗汉荣满怀希望地给顾星奎写信,要他去找‘熊胡子’文士桢,搞清他的问题。
  出乎他意料的是顾星奎不肯去,因为他对文士桢有意见,责怪其只顾自己,不顾同志。用不着找这样的人作证明。
  顾星奎除了不肯去找‘熊胡子’文士桢,还坚决不许罗汉荣在任何人面前讲文士桢的半句好话。
  文士桢,湖南省益阳县人,1900出生于资江一个渔民家庭。少年勤奋好学,小学毕业后就读于益阳县箴言书院,曾学习绘画雕刻。1923年考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师范部学习,担任学生会干部,积极参加爱国学生活动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,经党组织营救重获自由。1927年冬去上海,不久受党组织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,毕业后留苏工作至1938年,曾任苏联阿尔丹金矿民族联工指导员、苏维埃政府审判员、国际列宁学院工作人员。
  1938年夏回国参加抗战。他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,奉命回湖南工作,先后任中共南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、常益中心县委组织部长、书记,中共湖南省委委员,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等职务。
  “平江惨案”发生后,形势非常严峻,为了党的事业,他不顾个人安危,奔波于益阳、安化、沅江、南县、龙寿县等地,日晒雨淋,忍饥挨饿,从事党的地下活动,斗志始终旺盛。
  在此期间,曾两次被捕,经党营救才获释。
  抗战胜利后,奉命率一批八路军南下支队干部赴东北解放区,曾任中共辽宁省委秘书主任、东北政务委员会派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业代表团首席代表,为增进中朝两国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,先后任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沈阳市工商联秘书长。
  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地质学院院长、党委书记。
  1955年调到北京,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秘书长,曾经三次率团赴法国里昂、摩洛哥及德国莱比锡等地参加国际博览会,为促进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文化交流、民间友好往来,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谊,以及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成就,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  1961年,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、党委第一副书记。
  1963年回湖南任省政协副主席。
  明摆着的一线希望就此中断,吃亏的除了罗汉荣,当然还有顾星奎自己。
  顾星奎就是那种宁肯站着死,不愿跪着生的男子汉。
  罗汉荣不能过多的对他作出勉强。以至湖南省政法办公室把罗汉荣的材料调去后,因其中没有见到‘熊胡子’文士桢的证明,最终还是没有解决罗汉荣是否龙寿县地下党员的问题。又一次机会擦肩而过。
  1966年4月12日,罗汉荣启程离开龙寿,15日到达北京。他路过长沙时,几经辗转,找到了谢勇。他对躺在医院高干病房里的谢勇讲了要去北京见帅孟奇的打算。谢勇要他莫去,说是不得接见。又说你一个手艺人,哪里来这么多路费钱嘞!罗汉荣还是坚持要去。
  4月16日接近天黑前,他抵达北京,到了全国最高人民法院。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见了他,与他只谈了几分钟,就拿出了他的档案材料,说:
  “我们对龙寿县去信,要你的材料,他们不寄。你去找党的领导,我个人认为很好。”
  罗汉荣说:
  “我要找老上级帅孟奇。但我找不到中央组织部在哪里?”
  高院的这位女同志耐心地给他作了详细指点。
  第二天,罗汉荣找到西单,门口没有门卫,只有一个老头,他讲要找帅孟奇。老头说你怎么晓得帅孟奇在这里?
  罗汉荣机智地回答:
  “她是我的老上级,又是我的大姐,我怎么不晓得她在这里呢?我当然晓得嘛!”
  那老头就给了他一张条子,要他按条子上指定的时间去见帅孟奇。
  他高兴地回到住地。
  晚上,有人来查他,问他是不是扒手。他就拿出银行存折,以证明自己不是扒手。查他的人看了银行存折,也就没找他的麻烦了。
  第二天,罗汉荣来到西单,一下找错了门,找到了中央监委。他仔细打量,门楼很普通,还比不上湖南一个厅局的大门那样威严。他整了整衣衫,心想不能做出一个逗拐子的相,于是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。
  中央监委接待他的也是一位女同志,满头银发,灰呢子上衣,面色平静,两眼钁烁,语速节奏明快,口气温如春水。
  她倾听罗汉荣的诉求,中间没有打断他的话,而且边听边记录。最后,她说罗同志你要找帅孟奇,应该去中央组织部。
  她给罗汉荣作了指点。
  罗汉荣想到自己作出这些努力,就是为了一个地下党员的身份。可这个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身份,就是得到确认和落实。他十分明白,任何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,都有需要借芭蕉扇的时候。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就是掐准了他的这一痛处,他想落实地下党员的身份,则偏偏不给他落实。他越想要,他越不给。无论什么,都拿这点来压他。他要想地下党员的身份得到落实,又必须停靠有关方面的有些人,别无选择,另无他途。他明明知道有关方面的有些人掐了他的痛处,他也只能让他们掐着。挣也白挣,拼也白拼,只能顺从。人在矮檐下,顺从是第一要务。
  他深信:灵吉菩萨总有一天会出现的,当他得知实情后,一定会给他“定风丹”,借得芭蕉扇,翻越火焰山。
  他对通知他回城的人说的那些锥心的话没有驳斥,他被迫用行动作出答复:立即回城。因为他太想翻过这座火焰山了。他此生最大的追求,就是得到一个地下党员的名份。他要是把这些人彻底得罪了,不借给他芭蕉扇,他此生就莫想翻过火焰山了。
  罗汉荣要回城的消息传出,春柳湖的渔民都舍不得他走,都拉着他的手说:
  “你这一走,就等于我们的财神爷走了。你就在春柳湖生根吧!春柳湖人会好好报答你的!”
  罗汉荣说:
  “我虽然走了,纸扇厂还是要继续办下去。我会经常回来帮助你们处理关键性的技术问题。请你们放心。”
  罗汉荣回到龙寿县城,有关方面交给他一项任务:
  恢复县纸扇厂的生产。
  如果处于正常情况下,这事做起来并不难。但在那样十分特殊的大环境下,要让一家非国营性质的手工艺厂恢复生产,何其之难。
  亲戚朋友都奉劝他不要接应。
  罗汉荣则不听奉劝,不讲任何困难,不提半点条件,把有关方面交给的任务一肩承担下来。他心里想的是,要在短期内全面恢复生产,让原有的300多个工人都有事做,都有工资领,都能养家糊口。
  可是,事与愿违。当他向300多个工人发出立即恢复生产的通知后,回厂上班的则只有8个人。
  罗汉荣并未因此而丧失信心。他把这8个人视为火种,领导他们一起扎纸扇。结果,尽管他使尽浑身解数,还是没有搞起来。归根结蒂,因为他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,指挥不灵,任他苦口婆心,说破嘴皮,也没有人愿意听他的。
  他有劲无处使,除了十分无奈,还是十分无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