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章 心学的长与短
  孔见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,有时甚至退避人后沉默寡言,对世事远远地打量与省察,活得像影子一样不露形迹。但他笔下文字奇象竞出,学涉东西,思接今古,一行行指向时空的宽阔和深远,让人不免有些惊奇。从他这些文字里,可以看出他的学识蕴积,但他不愿有冬烘学究的生吞活剥;可以看出他的文学修炼,但他无意于浪漫文士的善感多愁;可以看出他的现实关切,但他似乎力图与世俗红尘保持一定距离,不会在那里一脚踏得很深;还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苦斗,但他大多时候保持一种低飞和近航的姿态,谨防自己在信仰或逻辑的幻境里迷失,一再适时地从险域退出,最终停靠于安全而温暖的日常家园。于是他的文字有一种亲切和从容的风格,举重若轻,化繁为简,就像朋友之间的随意聊天。即便有深义,有险句,也多藏于不动声色之处,成为一种用心而不刻意的自然分泌,一种深思熟虑以后的淡定与平常。
  孔见锁定了一些高难度的人生逼问,把自己抛入一片片古老的思想战场,关于生命的意义,关于知识的可能,关于道德与事功,关于幸福与死亡……这些逼问历经数千年人类文明而仍无最终谜底示众,于是在一个竞相逐利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里,如果没有被人遗忘,就可能致人茫然或疯魔。但孔见是一个披挂着现代经验和现代知识的古老骑士,顽强地延续着人类对人生智慧极限的挑战,也是对自己理解能力的挑战。在一般的知识谱系里,这些悬问是虚学而非实学,属于上帝而不属于恺撒,在一个越来越务实的知识界那里日渐处于边缘位置,其正当性正在被经济、社会、历史等学科的诸多人士怀疑。但作者所遭遇的逼问人皆有之,在当下甚至人皆累之,正是经济、社会、历史等方面深刻运动的产物,本身就是实学不可忽略的部分。而离开了这一切心灵的牵挂,忽略了人类精神运行的坐标和轨迹,任何经济、社会、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都只适用于机器人,无法描述活生生的生命实践,没有理由值得人们特别信任。孔子从“洒扫应对”通向他的治国安邦,是以人为本的;柏拉图视人格为“内在政治制度(innerpoliticalsystem)”,从人格剖析开始他的社会设计,甚至是以心为本的——这些先贤在求知中内外并举虚实相济,并不像某些后人想象的那样幼稚。
  当然,世上没有抽象而普适的人,没有抽象而普适的心,就像形形色色的病以外并没有一种标准化的“病”。青年之我异于老年之我,富人之我异于穷人之我,连婴儿也有遗传差异,并无统一规格。如果剥离了具体人心形成过程中经济、社会、历史等方面的制约因素,寻求一种放之四海或放之万世而皆准的“我”,只能是一种常见的语言事故——无非是“我”这个词让人真以为有了这样一个东西,可以将其抽出来孤立地求解,可以将其供起来放心地依恃。事实上,各归其“我”的抚慰万能亦无能,虽然用心向善,却无助于揭示和排除任何人生疑难。有人已经这样做过。他们才智过人心志远大,于是求解生命终极之being(所是,所在),求解一切知识的元知识,一切学科的元学科,如同要谋得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,结果无不滑入迷宫般的nonbeing(虚,虚无)。这一类语言事故发生在本质主义的思路上,是虚学最容易落入的陷阱。他们如果没有成为西方式的神学家,囿于一种专断的虚无;就会成为中国式的玄学家,溺于一种圆通的虚无。而纵欲主义、实用主义、物质主义、科学主义等等并不能因此得到理性地克服,甚至恰恰成为这些神学和玄学的必然变体。原因很简单,除非自杀,虚无是无法操作的——当心灵独守虚无之际,一旦进入社会行为的操作,这份虚无就一无所用了,心灵就自动缺席和弃守了,让位于世俗的随波逐流乃至无所不为,是最可能的结局。
  盛产神学的地方多见偏执和战争,盛产玄学的地方多见苟且和腐败,这样的例子还少吗?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提供的启示。
  因此,人心之学如果是必要的话,如果能够更为成熟和坚实的话,应更善于在具体现实条件下展开问题和解决问题,更善于将经济、社会、历史等学科知识援入人生思辨,从而将终极关怀落实为现实方案,使天道真正实现于人间,所谓良医“因病立方”和圣人“因事立言”是之谓也。出于特定的知识资源和个人喜好,孔见这些文章里还残留一些神学和玄学的传统表述方式,颇有商榷的余地但也从不被我过于在意。他心事浩茫所针对的现实处境和现实对象,还有在切入这些处境和对象时相关的精神标尺,也许更值得我们会心解读。
  2003年6月
  *为孔见《赤贫的精神》一书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