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章 《关于文学与文化》:“本质”浅议
  文学界讨论文艺反映生活本质这一问题时,焦点往往大致有二:一是文艺应不应该反映生活本质;二是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什么。我在这里想来说几句。
  (一)不存在一成不变的“绝对本质”。
  水的本质是什么?古代人只能把它看成“五行”之一,有人还断言它属于北方,“主冬令之气”。后来化学产生了,门捷列夫又创元素周期表,人们始知水不过是一种氢氧化合物,相对前人来说,似乎可以自诩认识到水的本质了吧。然而时至今日,人们的认识又深入到原子结构内部,认识到原子核、质子、中子、电子、层子,对水可做出更科学的解释。长江后浪推前浪,我们的后代今后还可能揭示出更多关于水的奥秘,揭示其更深的本质。由此看来,即使对一滴水的认识也是不可穷尽的。所谓认识,不过是通过揭示不同层次的相对本质而逐步深化,指向无限。
  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恐怕也是如此。一个“四人帮”,一九七六年有人说它是“极右”,一九七八年有人说它是“极左”,现在又有人说它是“封建主义”……但对“四人帮”的本质,我们今天也不能打包票说已经穷知,不能宣言这方面的认识已经终结。科学和哲学迅猛而无限的发展,将使我们一步步更深刻地剖析“四人帮”。
  因此,所谓“本质”是分层次来谈的;认识本质是相对而言的。列宁在《哲学笔记》中,就有“初级本质”、“二级本质”等等提法。只有主观教条主义者和庸俗经验主义者,才自以为独具慧眼,一劳永逸地把握了某个事物一成不变的“绝对本质”,从而发出种种无知妄说。严格地说来,“本质”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。一部文艺作品,只要作者在其中投入了严肃的心血,那么这部作品总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事物“本质”。比如有些“伤痕文学”尽管有缺陷,但它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残存的官僚特权等等,相对于“四人帮”的阴谋文艺,相对于以前那些一味粉饰太平的作品,不就反映了一定的“本质”吗?如果硬要扣上一顶“歪曲本质”的帽子,那么照此推演,我们怎么来看待前人的作品?是否要把李白、曹雪芹、托尔斯泰都一棍子打死?
  “本质”这个概念不必搞得很神秘。在列宁看来,本质与规律性是相近的概念,本质就是“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”。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简单地说:反映本质,就是反映规律性。故不论古人或今人的作品,凡反映了一定规律性的作品,就是反映了一定的本质。即算只是反映了较为“初级”的本质,我们也应该从认识论的角度,客观地给它一定的地位,不必对其求全责备和滥加鄙薄。
  (二)不存在脱离现象的“纯粹本质”。
  本质只是人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抽象(是英语中的what,而不是that),因此从来不能具体地存在,只能通过现象来表现。白马的本质是“马”,但抽象的马在哪里有呢?只有具体的某白马、某黑马或某黄马。本质的“马”潜在于具体的诸马之中。马克思说:“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符合的话,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。”这种不“直接符合”,这种现象中含有的非本质因素,并不值得我们沮丧和烦恼。因为没有这些,就无所谓现象。科学与文学,都是从研究现象开始的。区别在于:以逻辑思维为手段的科学,当它们抽象出本质以后,就把现象抛弃了,抽象的成果通过理论直接向人传达。而运用形象思维的文艺创作,在认识和揭示事物的本质的全部过程中,始终离不开具体可感的有关现象,亦即我们常说的文学形象。
  有些教科书常常强调文艺是反映生活本质的,多年来对这一观点过分的强调和不正确的解释,使人们对“现象”见而生畏,退避三舍。如果说某部作品“只反映了现象”,那简直是“歪曲生活”、“思想浅薄”或“倾向反动”之类的同义语,重则对其横加批判,轻则将其划入末流。其实,既然本质和现象密不可分,那么文艺要反映本质,必然要借助现象;文艺描绘了现象,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本质。有什么必要害怕现象呢?山水诗、花鸟画等等,似乎只反映了“现象”,不也有很多传世之作吗?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等,并未反映出有些教科书所要求的“社会本质”,但它们对人民不也是有益无害吗?不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吗?
  想撇开现象去认识和反映本质,不仅有违科学认识论的基本原理,而且与文艺的基本规律相径庭。也许,有一些人并不反对反映现象,但他们认为现象有两类,一类是非本质的,不反映本质的;一类是很“典型”的,也就是能表现本质的。他们要求作者只捕取后者。可问题在于,这种只表现本质,不杂有任何非本质因素的现象哪里有呢?让作家描写这种与本质“直接符合”的现象,要求文艺只反映本质,不反映任何一点非本质的东西,怎么做得到呢?试想,如果写一革命人物,只准写他们大公无私、高瞻远瞩等等伟大的“本质”,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别列宁和斯大林?怎么来区别毛泽东和刘少奇?怎么来区别孙中山和宋教仁?……企图反映“纯粹本质”,是很多作者失败的原因。十八世纪欧洲一些古典主义作家,着意宣扬他们认为很“本质”的理性,把笔下人物当理性传声筒,结果导致了人物概念化。我国宋代不少诗人以理入诗,议论为诗,想越过现象单刀直入揭示“本质”的“理”和“道”,结果诗作味同嚼蜡。“四人帮”统治文坛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,“本质论”带来的千人一面令人生厌。
  (三)反映生活与反映生活本质。
  一件作品,反映生活与反映生活本质是不可截然分开的。但生活与生活本质,作为两个概念,有细微而重要的差异。“生活本质”是抽象物,是人们认识的成果,更多地与作品的主观思想性相联系;“生活”是具体物,是人们认识的对象,更多地与作品的客观形象性相联系。
  文艺与哲学、科学一个很大的不同,在于它不但把作者认识生活的成果传达给他人,更重要的是把作者认识生活的对象也和盘托出,尽可能完整真实地传达给他人。这当然要求我们把反映生活看成是比反映生活本质更基础的方面。可惜有些人不是这样,他们自信悟到“本质”之后,就以这个“本质”作模式来挑选斧削具体的“生活”,为我所用地改造原始素材,以求更集中更鲜明地反映“本质”。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。如前面所述,现代科学并不能使我们夸耀自己无所不知,一个作者的认识能力永远有限,那么怎能担保你悟到的“本质”就是这方面认识的顶峰?在你大胆挑选斧削“生活”的时候,不担心你肢解歪曲生活吗?你为什么不更忠于生活,更信赖读者,尽量完整真实地把认识对象传达于人?曹雪芹表达了他对大观园“本质”的认识,这并不妨碍他比较客观地描写大量丰富的人和事,较同时代某些黑幕讽刺小说来说,较少“思想模式”的痕迹,较少图解主题的勉强。这部书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它反映“生活本质”,不如说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“生活”。正因为这样,《红楼梦》才成为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而历久不衰,以至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倾向都显得不怎么重要了。他对宝、黛等人的认识,即对大观园生活“本质”的认识,由无数后人争争吵吵地修正和延续发展下去,几乎是一个未完成式。
  强调客观形象性,当然不是主张照相式地罗列生活现象。文艺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,纯客观的文艺是不会有的。作者在处理生活素材时,所取所舍,所详所略,当然受他世界观、艺术观的制约,创作过程当然有主观的参与。但各个作者,其主观参与的方式有不同(有的好用理性理论,有的善取直觉直感),参与的力度也有强弱之差,主观成分有相对的多少之别。我的想法,只是希望主观因素参与不要超过正常的限度。作品倾向应该从生活画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,主观思想性应建立在客观形象性的基础上。
  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看,“本质”尊于和高于“生活”的论调,曾给我国文坛带来很多思维大于形象的作品,理念总是榨瘪了真实的人。不少作者都自愿或被迫地成为好为人师的廉价说教者,文艺完全等同于教育宣传。一些很不错的作者也曾因此吃过亏。“四人帮”时期暂不提,只说十七年那些反映合作化,歌颂大跃进的作品,曾几何时赶中心、跟政策,一个比一个更显“本质”,可这些东西当年车载斗量,如今还可原版再印的屈指有几?也许有人会归怨于当时上级“批发”的“本质”错了,以为那些作品仅仅是一个倾向性正确与否的问题,其实不是。治病要治本,文艺的根本出路在于遵从艺术规律,恢复文艺的正常机制,用“文艺反映生活”这个不太容易造成误解的口号,取代“文艺反映生活本质”这个较易造成误解的口号;至少也不能以后者取代前者,或者作前者的注脚。不然的话,很多人就可能把认识对象和认识成果的关系倒置,仍难摆脱图解主题的荒唐轨道。
  现实中已有这种倾向——丢了“歌舞升平”的旧套子,又来“哭哭泣泣”的新套子。政治标签虽已更换,文学的僵硬模式却仍在延续。应当指出,个别表现“伤痕”有缺陷的作品,倒不是因为他们如有些批评家所言太多讲求了客观真实;恰恰相反,是因为作者太想表现主观意念,太想图解自己发现的某些“本质”,结果背弃了自己的生活感受,与粉饰文艺在艺术上殊途同归,失之于概念化和简单化。
  1981年3月
  *最初发表于1981年《文艺生活》,后收入随笔集《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