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0章 东方的寻找和重造
  去年,因为写了一篇《文学的“根”》,我被“商榷”多次了。没料到有这些反响和效果。当时用了“根”这个词,觉得不大合适,同几位朋友商量过,一时又没找到更合适的词。“寻根”,很容易同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“寻根”混同起来。现在其实是各说各的,七嘴八舌,谁也听不清谁。就我自己的理解,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。
  当代中国作家中,中年层受苏俄文学影响较重,像张贤亮,明确提出苏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。蒋子龙的作品中,可以看出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响,虽然他们另有独特的发现和发展。至于青年一层,读书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,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技术强劲发展,所以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大。现在二十几岁的,都写得几首朦胧诗,甚至能够以假乱真。对屠格涅夫、契诃夫什么,反而较为陌生和疏远。这两种影响都是好的,意义重大的,可以说,没有这些影响,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。但向外国开放吸收以后,光有模仿和横移,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。复制品总比原件要逊色。吃牛肉和猪肉,不是为了变成牛和猪,还是要成为人。
  现在西方关心东方的文化,其中不乏猎奇者,仍然站在“西方中心论”的立场。我指的是另一种,是科学界、哲学界、艺术界的有识之士。他们研究微观,比方研究“夸克”、“量子”,发现了有与无的动态关系,有相通的一面,于是惊叹庄禅学说中有无互渗互变的观念。笛卡尔、莱布尼兹对中国的八卦太极,也早就十分推崇。经济学界也有同样的动向,世界对日本及亚洲“四小霸”的经济起飞刮目相看,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,认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,以调节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,有很大的潜力和前景,不同于西方以物为中心的管理。
  各个领域,都展现出东方文化重新活跃的势头,但我们自己倒不太注意。像湘西的蜡染布,在美国的某些高级沙龙里很时髦,湘西的锦袋,北京上海的姑娘背得很起劲,但湘西人自己不怎么喜欢。我们一去,那里的青年吹木叶,不吹苗歌,吹港台流行曲。
  东方文化自然有糟糕的一面,不然的话,东方怎么老是挨打?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、地方主义。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,在重造中寻找优势。这种优势,现在想说清为时过早。但可以描述出几个模糊的坐标。比方说,思维方式的直觉方法。东方的思维传统是综合,是整体把握,是直接面对客体的感觉经验,庄子的文章就是对世界直觉的也可以说是形象的把握。这不同于西方式的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。西医以解剖学为基础,西药以化学分析为基础,中医中药则把人体看成整体,讲究综合调理,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,这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。还有思维的相对方法,以前叫做东方朴素的辩证法。所谓因是因非,有无齐观,物我一体,这些在庄禅学说中特别明显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谈阴阳,也不是说谁优谁劣,绝对判定,而是因时因地进行具体辩证,从而发展成为一套阴阳相对的宇宙模型。这种思维如果离开科学基础,当然就成了玄说、鬼话。日本的中医不是这样,既从西方引进了化学分析,又发挥中医之长,这就是很聪明的做法。
  至于审美方面,朱光潜、闻一多、李泽厚都说过很多,认为东方偏重于主观情致说。说楚文化的特点是浪漫主义,其实就承认它是主观表现型的。又如中国书法,写什么字,什么内容是无关紧要的,而是讲究情致心态的流露,推崇创作主体的风骨和气韵。中国的现代小说,基本上是从西方舶来,很长一段与中国这个审美传统还有“隔”,重情节,轻意绪;重物象,轻心态;重客观题材多样化,轻主观风格多样化。
  当然,观念更新并不是一切,思维和审美的灵魂还是大德大智。现在是东方精神文明的重建时期。我们不光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这十几年,还要为更长远的目标,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、新心态、新精神、新思维和审美的体系,影响社会意识和社会潜意识,为中华民族和人类做出贡献。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。东方精神文明所具有的博大真诚与智慧应该是施及一切包纳一切的,当然也应投注于当前艰难卓绝的改革事业。对社会改造有直接功利的作品,我觉得我们应该欢迎和鼓励,现在不是太多,而是太少。但文学应该多样化:可以让人写西医式的作品,也可以让人写中医式的作品。我写过西医式的,也在写中医式的。目的是一个,养身治病,不敢说治社会,首先治我自己。
  1986年4月
  *最初发表于1986年《文学月报》杂志,后收入随笔集《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