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3章 知识突围的道与理
  本科毕业以后,觉得自己英文太烂,我经常骑着脚踏车回母校去外语系旁听。其时谢少波先生正在那里执教,给过我不少方便,还定期为我私下辅导,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。我们在杂乱破旧的教工宿舍楼里曾醉心于英文的诗歌与小说,共享湘江之滨一个文学梦。
  稍感意外的是,他出国留学和工作以后,由文学而文化,由文化而历史与社会,成为一个视野日益广阔的研究者和批评家,近年来更是活跃在国际学界,对一系列重大议题常有忠直发言,是全球性文化抗争中的一名狙击手和突击手,一位挑战各种意识形态主潮的思想义侠。
  从眼下这本中文版论集来看,他出身于“后现代”师门,操持现代西方的语言学、解构主义、文化研究一类利器,擅长一套西洋学院派战法。但他以洋伐洋,入其内而出其外,以西学之长制西学之短,破解对象恰恰是西方中心主义,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话语霸权。对“现代性”语义裂变的精察,对西方特殊性冒作“普适性”的明辨,对不同品格“人文主义”的清理,对“新启蒙”与“新保守”暗中勾结的剖示,对跨国资本以差异化掩盖同质化的侦测……都无不是墨凝忧患,笔挟风雷,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杀伤力。
  作为一位华裔学者,神州山河显然仍是他关切所在,是他笔下不时绽现的襟怀与视野——这既给他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参照,又拓展出一片创新理论的疆域。不难理解,他以多语种、多背景、多学科的杂交优势,穿行于中西之间,往返于异同两相,正在把更多的中国问题、中国经验、中国文化资源带入英语叙事,力图使十三亿人的千年变局获得恰当的理论显影,以消除西方学术盲区。这当然是一项极有意义又极有难度的工作。想想看,一个没有亚里士多德、基督教传统、殖民远征舰队的中国,在内忧外患中惊醒,一头撞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迷阵,不能不经历阵痛和磨难——其难中之难,又莫过于陌生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反应,莫过于循实求名。迄今为止的争争吵吵证明,中国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异数,最大的考题。无论是植根于欧美经验的西学话语,还是植根于农耕古史的国学话语,作跨时空的横移和竖移,恐都不足以描述当今中国,不足以诊断现实的疑难杂症。因此,援西入中也好,援中入西也好,都只是起点而非终点。像很多同道学人一样,少波十分明白这一条。他有时候多面迎敌,一手敢下几盘棋,不过是在杂交中合成,在合成中创新,正在投入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艰难孕育。
  在本书的一篇文章里,他谈到庄子及其他中国先贤在理论中的“模糊性、歧义性、不确定性”。这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,也涉及知识生产的基本机制。其实,中国老百姓常说“道理”,“道”与“理”却有大不同。道是模糊的,理是清晰的;道是理之体,理是道之用;若借孔子一言,道便是“上达”之物,理只是“下学”之物——下学而上达,方构成知识成长的完整过程(见《论语·宪问》)。可惜的是,很多学人仍囿于逻各斯主义式的旧习,重理而轻道,或以理代道。特别是在当前文本高产知识爆炸的时代,一批批概念和逻辑的高手,最可能在话语征伐中陷入无谓的自得或苦恼。他们也许不明白,离开了价值观的灵魂,离开了大众实践的活血,离开了对多样和多变世界的总体把握,离开了对知识本身的适时信任和适时怀疑,在一些具体义理上圆说了如何?不能圆说又如何?在纸面上折腾得像样了如何?折腾得不像样又如何?历史上的各种流行伪学,其失误常常并不在于它们不能言之成“理”,而在于它们迷失了为学之“道”,在大关切、大方法、大方向上盲人瞎马。比如作者在本书中谈到的“他者”之说——在成为一个概念与逻辑的问题之前,它更像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吧?若无一种善待众生的宏愿与远瞻,相关学者的细察、深思、灵感、积学等从何而来?
 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与其说我敬重谢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,不如说我更推崇他的为学之道;与其说我欣悦于他做了什么,不如说我更欣悦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,为什么能这样做。
  在一个大危机、大震荡、大重组日益逼近的当下,他也许做得了很多,也许做不了太多,这都并不要紧。但他与世界各国诸多同道共同发起的知识突围,他们的正义追求和智能再解放,已经让我听到了希望的集结号,看到了全球文明新的彼岸正在前面缓缓升起。
  2008年8月
  *此文最初为谢少波文集《另类立场:文化批判与批判文化》序。